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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孩们决定站出来时才发现：原来身边有那么多的受害者。

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间，成都一所高校的在校生王曦注意到，自己的裸照被前男友多次发布到一款境外加密聊天软件上，并最终出现在色情聊天室里，还配上带有性暗示的文字，任人观看和点评。从那时起，曾经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生，如今少言寡语，甚至需要接受心理辅导。在王曦看来，“裸照泄露风波”改变了一切。

正在经历这种遭遇的，远不止王曦一人。多名女性受害者发现，自己的私密影像被肆意传播。而发布者有身边的熟人、朋友，也有以“网恋”为名软磨硬泡获得影像的网友。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对年轻女性进行“围猎”，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在一些色情聊天室中，每天发布的淫秽内容有两万多条。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员还可以再次创建单独的房间，部分需要付费后才能获得邀请进入。在聊天室内，还存在着“职业发布者”群体。以偷拍所得的所谓“打包资源”，以低价流通后，再通过聊天室寻找买家，打包出售。拍摄场景从商场试衣间到街拍，甚至是地铁和酒店。

聊天室被曝光后，女孩们决定站出来。她们组成志愿者队伍，在聊天室内“卧底”，收集群成员发布的淫秽影像和消息，再向警方报案，帮助其他受害者维权。

救赎与加害，正不断交织在色情聊天室内。

1月6日，群成员们将女性裸照、生活照等不雅影像公开发布。聊天室截图

当生活“被拖入死角”

王曦口中的“变故”，发生在大三这年。

20岁的王曦就读于成都一所高校，爱读书，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喜欢参加社会活动，课余生活被各种兴趣爱好填得满满当当。

2020年11月，一条来自陌生网友的私信，彻底将王曦的生活打乱。“你的照片被人发布到推特的色情账号上了。”

根据网友提供的链接，王曦点击进去，看到几张自己的生活照。“有人想玩吗？可以提供更多她的私密视频。”

照片被配上带有性暗示的文字，让王曦不寒而栗。

这仅仅是噩梦的开端。

通过色情账号中的链接，王曦轻易地进入一个境外的网络聊天室，满屏暴露的画面冲击着她的心：聊天室中，肆意发布、传播着数以万计的女性裸照和淫秽视频，女孩们被冠上各种羞辱性的词汇。

在聊天室里，王曦发现的已经不是生活照，而是自己的裸照。这些裸照被多次传播点评，“几万人浏览了我的私密照片，我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王曦记得，自己当时浑身发抖，一边流泪，一边退出聊天窗口。

在事发后的几个月里，为了不再触碰伤心事，王曦想尽办法：要填满所有的时间，她以几倍的精力投入到学业中，但心理上的创伤难以愈合。逐渐地，王曦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不想走出宿舍，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情。

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女孩。实际上，类似的伤害从未停止。

新京报记者联系到的多名受害者中，除两名上班族外，其他均为15岁-22岁的学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动态和各类生活照片，这使她们成为“狩猎目标”。

15岁的李橙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课余时经常将自己的舞蹈视频和生活照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中。据李橙称，2021年12月，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中不断出现大量的辱骂评论和私信。经过辗转了解，她发现自己多张身穿校服的照片和短视频，被搬运至境外社交软件的色情聊天室中，并被合成淫秽影像。

李橙对照片泄露的危害了解并不多，只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情。她说，自己因此偷偷哭过几次，但更害怕被更多人知道。

“我想我不会去报警，比起逮捕他们，我更怕别人误会我，怕他们不相信我是受害者。”李橙告诉新京报记者。

而焦虑和恐慌一遍遍将王曦拽入死角。“身边的人是不是都看过我的裸照？”“父母同学知道了怎么办？”“照片和视频会不会无止境的传播下去。”

这些问题，不分昼夜的充斥着王曦的大脑。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段难以启齿的经历。王曦一遍又一遍地说服自己“要忘记”，但于事无补。

“我经常躺在床上，脑子里就会浮现很多人看过了我的裸照，然后骂我、指责我的样子，我想吐，感觉头晕目眩。”王曦试图忽视这段遭遇，但始终无法从恐惧中抽离。

1月6日，群成员们将女性裸照、生活照等不雅影像发布在聊天室内。聊天室截图

“危险”来自身边

加害者和受害女性之间，往往并非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危险可能来自身边。

由于照片的高度私密性，王曦很快将前男友杨某锁定为“嫌疑人”。之后，杨某也毫不避讳地向王曦承认，自己就是裸照的发布者。

王曦说，自己与杨某在高中毕业后确定恋爱关系，在长达两年的交往中，曾多次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但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觉得他性格偏执。”

受害者梁飞的照片，就是被“好友”发布到聊天室里的。

2021年12月，梁飞正和朋友一起吃饭，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消息栏中显示，一个朋友告诉她，自己在聊天室中看到她的照片。

梁飞发现，被泄露的照片时间跨度极大，数量达三百多张，其中大量的照片来自于朋友圈，以及随手拍给亲朋好友的生活照。这意味着，只有跟她有日常联系的人才能看到。

“看了那些东西后，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难受。”梁飞意识到，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令梁飞崩溃的是，在整理信息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熟悉的账号浮出水面：梁飞有些紧张的向那位好友发送了一条信息，“我的那些照片是你发上去的？”对方没有回答。

“他学习很好，在一所985高校念书，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他还一直宽慰我。在发现他的账号和头像前，我还在发送祝他考研顺利的信息。”梁飞说，在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人曾是彼此鼓励、相互倾诉的伙伴。

一部分受害者的私密视频，是在网友的软磨硬泡下主动交出来的，她们是“情色圈套”中的被围猎者。

程英被卷进来时，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

2021年5月，程英在一款交友软件中结识王某，对方的嘘寒问暖很快俘获了程英的心。“我对他慢慢地产生了好感和某种信赖感，经常和他分享工作中的不愉快和生活上的琐事，顺其自然地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他了。”

在程英的印象里，王某温柔体贴又有礼貌，从未有过冒犯性的语言。

进入“热恋”后，程英放松了戒备，视频通话逐渐代替文字聊天。据程英回忆，每晚下班回家后，她都准时接通视频。“我根本没想那么多，还以为这是恋爱中的常规操作。”

一个月后，王某第一次提出“裸聊”要求。他要求程英脱掉衣服，扭动身体，穿上丝袜或是撕开衣服。“我一开始不同意，他就会立马失联。这让我心慌，我知道被他套牢了。”程英彻底陷入了“爱情”里，在网络中对陌生男性交出自己。

程英说，在交往过程中，王某曾多次拒绝她的见面请求。逐渐地，程英开始对这种“网恋模式”感到不安，开始抗拒和王某进行视频通话。但她没想到，更大的伤害随之到来。

王某提出让程英拍摄情色视频的新要求。“他说会给我钱。我没同意，他就开始威胁我，说我的视频截图都在他手机里，不同意的话就会发到网上，发到我公司的邮箱。”

起初，程英没有理会王某的威胁。2021年6月3日，王某对程英下了最后通牒，程英害怕了。此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掉入巨大的骗局和圈套中。

截至2021年10月，程英先后拍摄了十几条视频和若干照片。“他承认过把我的那些视频拿去卖，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工具。”程英说。

在痛苦和恐惧中挣扎半个月后，程英换掉了手机号，匆忙地收拾好行李后，回到了江西老家，决定彻底结束这种生活。

回到老家后，程英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因为工作原因，程英经常要去不同的城市。对于程英来说，那段“网恋”带来的恐惧无比深重，“我很怕他通过什么手段找到我、威胁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每次入住酒店，我会打开手机手电筒仔细排查有没有摄像头，甚至很排斥身边的男性。”

1月11日，在给新京报记者的回信中，程英说，自己至今都未见过手机后的那个男人，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虽然事情好像过去了，但程英清楚，她不是第一个被“迫害”的女性，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一切也许还会继续，但我没有办法。”

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员可以再次创建单独的房间，有的则需要付费后以邀请制进入。聊天室截图

“献祭你的女友”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色情聊天室的背后，是一款服务器设在海外的匿名加密通讯软件，人数最多时达28万人，群内成员所发布的文本信息和影像，均可以被无限时的撤回。

在此之前，一度轰动全球的“韩国n号房”事件，便是在这款社交软件中实施性犯罪的。

1月6日，新京报记者匿名进入上述聊天室，群公告显示：“献祭你的女友、亲戚、姐妹、朋友”。

在聊天室内，女性被称为“奴隶”，管理员和群成员们高频次地发布不同女性的私密照片和视频。此外，群成员们不间断地公开女孩们的姓名、就读学校名称及手机号码。

通常情况下，女孩们的照片被私自下载后，再经过PS技术，合成裸照动图发布在聊天室中，不少网络博主、明星的照片也出现在其中。

截至1月9日，仍有超过6万人活跃在聊天室中，群成员们“踊跃发言”，每日发布的涉淫秽内容有两万多条。

在上述聊天室内，还聚集了不少“恋童”人士，相互传授实施对幼女“迷奸”的技巧，买卖关于幼女裸体的“资源”。

此外，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员还可以再次创建单独的房间，有的免费入群，有的则需要付费后以邀请制进入。

在众多衍生聊天室中，由7000人组成的 “熟人信息共享群”，因尺度更大和更加猎奇最受追捧。群管理员声称，支付十元后就可以获邀入群。在聊天群内，大量用户自发成为“黑客”，攻占其他社交平台，人肉搜索他人信息。而一部分加害者还会主动暴露自己的行为，并以此获得“快感”。

类似的房间随时出现，又随时解散。1月10日，新京报记者发现，上述案件被媒体报道后，多个聊天室相继宣布解散，但新的情色聊天室又一茬茬地出现，人数最多的有近两万人。

1月11日，群成员和管理员将女性信息公开至聊天室内，并发动他人对其展开网络轰炸。聊天室截图

被贩卖的“资源”

如果说色情聊天室是一个信息发布和买卖资源的场所，在其背后，还存在一个贩卖“资源”的供应链条。

一个聊天室的管理员刘某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众多聊天室内，存在着职业影像发布者，逐渐壮大成为一个群体。

刘某介绍，职业影像发布者，以大学生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为主要目标，在大学校园或交友软件中搜寻“猎物”。“他们的普遍套路是先骗取信任，获取女孩的个人信息，精确到家庭住址，紧接着就是威逼和利诱。”

这些发布者的所谓“打包资源”，大多来自偷拍，从商场试衣间到街拍，甚至是地铁和酒店。图像和视频以低价流通，再通过聊天室寻找买家，打包出售。“50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家庭监控的账号和密码，几百块可以去买监控，自己想拍的话，电商平台上花200块就能买到针孔摄像头。”在刘某看来，获取他人隐私毫无难度。

据新闻晨报1月8日报道，一名女性博主曾发视频控诉，自己遭到街拍者偷拍裙底，并将照片上传至色情网站供人付费查看。

有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照片泄露后，自己的影像出现在多个国内网站的论坛中。

受害者们多次联系论坛工作人员，要求将自己的影像下架并删除，但对方却表示，根据素材价格支付打包费后，即可将一组影像买断，价格在800至1200元不等。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上述论坛均为付费会员制，会员费每月50元-100元不等。在不同的视频板块中，情色视频每小时更新一次，其中视频最高浏览人数高达680万。进入论坛的会员，可通过发布色情影像获得金币，再将金币兑换成会费。

取证之难

受害者们发现，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私密性限制，维权成为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

一番犹豫后，王曦最终决定报警。

但接到传唤的杨某，早已将聊天室中的痕迹删除得一干二净。因无法调取聊天室中的相关纪录，关键证据缺失，警方无法认定杨某的违法行为，王曦的第一次报警无疾而终。

1月10日，新京报记者致电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涉及个人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具体情况。

裸照风波后，王曦始终关注着聊天室中的动态。

2021年5月，王曦再次发现，自己的多张裸照出现在聊天室里。“他们肆无忌惮地评价我的样貌，谈论值多少钱，甚至还说要找到我的同学，把照片发给他们。”看着越来越多的照片被广泛传播，王曦对杨某发出警告，要求停止散播其裸照的行为。

但杨某并未就此停手。2021年8月，杨某再次将王曦的生活照片合成裸照和不雅视频发布。王曦忍无可忍，随即再次向学校所在辖区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对杨某进行传唤。

王曦向警方提供了影像截图，以及与前男友的短信记录等。但因为数量不足以判定为犯罪情形，无法以刑事案件立案。最终，因通过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杨某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的处罚，并收缴作案工具。

相关办案民警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虽然杨某承认发布王曦照片的行为，但影像和音频的数量，仍会是公安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时的重要依据。仅靠少量几张截图和文字对话，难以认定犯罪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涉案社交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在调查取证上面临实际性困难，例如用户匿名、信息端加密、聊天信息定时摧毁等功能，也变相地增大了侦破难度，甚至成为“不法之地”的培养皿。

也并非没有维权成功的先例。当梁飞拿着聊天记录和收集的证据报警后，办案民警告诉梁飞，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最新修订的《民法典》，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这起案件涉及肖像权被侵犯，梁飞有权利要求对方停止发布照片、消除负面影响以及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失赔偿。

经警方调解，梁飞的案子最终以消除影响和精神损失赔偿画上了句号。2022年1月9日，上述派出所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这一警情，但未透露案件具体情况。

刚满21岁的梁飞，此前从未关注过类似话题，她站出来，把自己的遭遇写成文章，除了讨个说法，还想警示女孩们：提防来自身边的危险。

“在聊天室中随手划到的上千条影像，对应的可能是一段段友情、爱情、甚至亲情，哪怕是再亲密的人，也不能卸下所有防备，这是保护自己的基本防线。”梁飞写道。

维权成功，却意味着更大的风浪袭来。文章发表后，梁飞的个人信息很快被公开在聊天室里。很多陌生人利用社交平台对其进行“轰炸”，发送威胁、辱骂或骚扰的邮件和私信，甚至定位她的位置。“我其实很害怕，我做的是铤而走险的事，我的身份、生活完全暴露了。”

此后，梁飞注销了所有社交平台账户，也没有再分享过任何生活照片。

截至1月13日，最大的聊天室人数超过11万人。聊天室截图

加害与救赎

女孩们决定站出来，给正在经历中的受害者以勇气和力量。

令王曦不能接受的是，在拘留释放后，杨某照旧返回学校上学，生活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更加高频地活跃在色情聊天室中，分享着女性的照片。“如果这个人还在反复做这个事，真的无法释怀。”

为了摆脱这种长久的焦虑和恐惧，将“加害者”绳之以法，王曦咨询了多位律师。律师表示，此类案件在报警后以刑事案件立案的机会并不大，以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女性受害者也少之又少。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的叶小珊是一名热心于维护女性权益的律师，她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在此类案件中，如涉嫌侵害个人名誉权、隐私权、诽谤等，也可以由被害人自己或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自诉案件。但在自诉案件中，其难度首先在于个人收集证据，其次在于被告人要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今年1月，多个聊天室被曝光后，女孩们自发组成志愿者队伍，目前群里已经超过320人，梁飞和朋友也加入了进去。她们活跃在聊天室内，收集群成员们发布的影像和消息，然后联系网警处理。

王曦也成为了志愿者中的一员，“卧底”在聊天室内寻找证据。“每次进入聊天窗口我都要屏住呼吸。”王曦说，她不认识群里那些女孩的脸，但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些照片，和异性们对此加以讨论的样子。

救赎与加害不断地交织在聊天室内。“我的手机要是被警方拿到了，估计够判刑了。”“这种软件又不会留下痕迹，逮到你又能怎么样？”在女孩们努力自救的同时，在聊天室内，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王曦说，经过 “裸照风波”后，自己变得少言寡语，空闲的时候也很少出门，习惯一个人打发时间。2021年8月，经医院诊断，她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接受采访时，王曦一个人躲在宿舍的厕所里，“我还在尝试坚强，比起现实世界中，来自网络的伤害更加隐蔽而且无处不在，根本无处躲藏。”

王曦试图用几声咳嗽掩盖住哭腔，紧接着，又发出几声清脆的笑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曦、梁飞、程英、李橙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