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的鸟意象 离骚中的鸟类

写鸟的诗句（《离骚》中的鸟意象）

《离骚》被鲁迅盛赞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离骚》取得极高成就的原因之一，在于屈原运用象征手法创造了诸多意象，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当属“香草美人”。“香草美人”之外，《离骚》中的其他意象也具有特殊价值，王逸在《离骚序》中称“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云、云霓以为小人”，充分展示了不同意象的不同作用。本文尝试从《离骚》中的鸟意象入手，对鸟意象所根植的楚文化氛围以及屈原笔下浪漫主义与个体情感的交融略作分析。

　　《离骚》中的鸟意象及内涵

　　《离骚》创作于屈原“罹忧”之时。当屈原满怀壮志希望辅佐楚怀王励精图治时，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流放于汉北之地，政治失意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孤独痛苦，促使了《离骚》的诞生。而正因为在现实中处处受到限制，故只能在想象中任意驰骋，从而使屈原在《离骚》里选用了众多轻盈自在、不受羁绊的飞鸟意象。

　　具体来看，《离骚》中涉及鸟的诗句如下：

　　鸷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凤：“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鸩：“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鸠：“雄鸠鸣其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鵜鴂：“恐鵜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因最后一句中的“鵜鴂”仅用于指代时令，无明显的象征意义。其他各句中的鸟大体可分为两类：善鸟和恶禽。

　　善鸟之鸷鸟。王逸注曰：“鸷，执也。谓能执服众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又曰：“鸷鸟执志刚厉，特处不群，以言忠正之士，亦执分守节，不随俗人……比干、伯夷是也。”洪兴祖补注称之为“击鸟也”。与屈原时代相近的文献对鸷鸟的记载比较集百思特网中：《慎子外篇》：“鸷鸟之击也，卑飞敛翼；猛兽之搏也，弭耳俯伏。”《孙子兵势第五》：“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毀折者，节也。”《尉缭子》：“鸷鸟逐雀，有袭人之怀、入人之室者。”《文子》：“日月不并岀，狐不二雄，神龙不匹，猛兽不群，鸷鸟不双。”《吕氏春秋决胜》：“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鸷鸟是一种善击打的肉食猛禽，大凡猛兽猛禽多喜单独行动，故生发出一种刚毅不屈、特立独行的孤高精神。这里屈原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一方面是要借鸷鸟不群的高洁品格表明自己绝不向恶势力妥协、绝不同异道的小人相安共处的鲜明态度，另一方面更是用鸷鸟的勇猛表明自己敢于战斗、一往无前的精神。“鸷鸟”意象的选取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毫不妥协、毫不畏惧的战士形象，他把自己公然置于邪恶的对立面，怒形于色，誓将战斗进行到底，绝不退让道义的一寸土地。

　　善鸟之凤。文中出现的“鷖”“鸾皇”“凤鸟”“凤皇”，注释家大多把它们归于凤鸟之属。关于“鷖”，王逸在注解时提到《山海经》中的一段记载：“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岀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他指出，鷖，一作翳，鷖鸟或翳鸟是凤皇的别名，因此这种五彩之鸟也属于凤类。洪兴祖补注在王逸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引和阐释。而对“鷖”最早的记载当出自《诗经大雅凫鷖》 ，从诗中起兴的“凫鷖在泾”“凫鷖在沙”“凫鷖在渚”“凫鷖在潨”等句，可知此处的鷖是一种水鸟，毛《传》便称“凫，水鸟也；鷖，凫属”。而在记载汉字古意的《说文》中，鷖也被释为“凫属”。姜亮夫在《楚辞通故》中推测，以“鷖”为凤类“大约亦为江汉一代之民间传说，屈子以入文也”，其说可从。《离骚》“驷玉虬以乘鷖兮”，“玉虬”乃龙类神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则此处的“鷖”要与玉虬相配，属于凤类应当没有疑问。

　　而“鸾皇”“凤鸟”“凤皇”之为凤类，历来并无争议。凤作为传说中最高等的神鸟，其寓意之美好不言自明。而这些凤鸟之类的出现，全都伴随着屈原三次飞行的瑰丽奇遇，无论是第一次飞行时作为导引、前驱（“驷玉虬以乘鷖兮”“鸾皇为余先戒兮”“吾令凤鸟飞腾兮”），第二次飞行时作为媒使（“凤皇既受诒兮”），还是第三次飞行时作为尾随伴行者（“凤皇翼其承旂兮”），凤之追随屈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它们既是德行高尚的忠臣贤士的象征，也是屈原自身美好品格的代表。

　　恶禽之鸩。《说文》“鸩”条下云“毒鸟也”。王逸曰：“鸩，运日也。羽有毒可杀人。”洪兴祖引《广志》云：“其鸟大如鸮，紫绿色，有毒，食蛇蝮，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以其毛历饮卮，则杀人。”《山海经》郭璞注亦云：“鸩大如雕，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之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也。”自春秋战国以来，鸩始终与“毒”紧密相连。鸩在生物层面的毒性使它在被人格化时也带有了负面色彩。“鸩告余以不好”，体现了“其性谗贼，不可信用”的特征。可见，鸩是现实中君王身边嫉贤妒能的恶人的写照，不但不会为忠贤之士做媒，反而进谗言，制造障碍。

　　恶禽之鸠。洪兴祖补注：“《说文》：鸠，鹘鸼也。《尔雅》云：鶌鸠，鹘鸼。注云：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月令》鸣鸠拂其羽。即此也。”古代对多种鸟都以鸠名之。此处的鸠，按洪兴祖的说法，等同于“鹘鸼”“鶌鸠”“鸣鸠”。鸠本事不大、飞不高，却又多声善鸣，这些特征在它被人格化之后就演变为巧言令色、轻浮无信的性格特点，如王逸所说“其性轻佻巧利，多语言而无要实”。因此，屈原在鸩不可用之后复使鸠为媒往聘忠贤，却“又恶其轻巧而不信”，导致求女再次失败。如果说前面的鸩是“谣诼谓余以善淫”的恶人，鸠则是搬弄口舌、挑拨是非的小人，二者同样可恶。

　　鸟意象独特性的成因

　　综合来看以上几种鸟意象，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象征性质。屈原将善恶美丑等人格特征直接赋予鸟类，鸷鸟之独立勇猛、凤之美丽高贵、鸩之阴险谗佞、鸠之巧言令色，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形象作出政治和道德的评判。《离骚》中鸟意象的独特性，来源于楚文化的浪漫主义，是屈原将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感情内核相结合的结果。

　　（一）楚文化与浪漫主义

　　鸟意象的浪漫主义色彩，植根于楚文化的土壤。《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山川奇丽、物产丰饶，使得楚地原民能更多地脱离现实的束缚，自由放飞想象力，创造了楚地民间“信巫鬼百思特网，重淫祀”的尚巫传统，并为后来由中原迁移而来的楚国公族所继承。因此先秦时期，当中原地区开始接受理性精神，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的时候，楚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而形成了充盈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文化氛围。

　　楚文化浪漫基因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凤鸟崇拜。凤鸟是东方民族的图腾，高贵、美丽、光彩夺目，而楚人的凤鸟情结相对于其他东方民族似乎更为浓郁，楚国文字喜用鸟虫书，楚国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数不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楚人崇凤的文献记录亦比比皆是：《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答伍举问时，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鸟——凤，以凤来体现超凡的胆识和气魄。《论语》记载楚狂人接舆对孔子作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以凤来体现贤人道德修养之高尚。而身为楚国贵族后裔、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画的“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其实也是凤的化身，以凤来表达逍遥的境界。最有趣的是张正明在《楚史》中所论：“《山海经》的作者主要是楚巫，一提到凤就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激动心情，用了不少赞誉之辞，以为凤的出现是莫大的祥瑞。”凤作为传说中的美禽神鸟，受到楚人如此青睐，恰是楚文化浪漫主义的最好证明。

　　屈原《离骚》中的鸟意象，诞生于楚文化的大环境，诞生于楚人“事多创造，不守故常，人喜艺术，重义气”的浪漫性格，而全诗对凤鸟倾注最多笔墨，亦是楚文化凤鸟崇拜的体现。因此，鸟意象的产生，严格说来并非屈原本人的创造，而是他对楚地民间固有传统的承继。

　　（二）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情感内核的结合

　　《离百思特网骚》中的鸟意象具有象征性质，表现出善恶美丑等个性人格。相比《诗经》用于起兴的鸟意象之客观纯粹，这首先体现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唯浪漫，故鸟兽皆能有个性，感情激越奔放，充满原始的生命力，不同于《诗经》中正克制、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那展翅高飞的凤皇，那毒辣狡诈的鸩与鸠，那卓尔不群的鸷鸟，无不具有神话色彩，无不承载飞腾的想象，在诗中呈现出“激荡淋漓，异于风雅” 的特色。

　　其次，鸟意象熔铸了屈原独特的个体经验和感悟。正如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遍布着神话想象的鸟意象，展现的却是诗人遭受谗人毁谤的不平与愤怒，不肯同流合污、殊死捍卫理想的决心，以及拥有像展翅高飞的凤鸟一样的精神高高飘扬。他把这些由于自身特殊经历而产生的特殊感情通过鸟传达出来，托鸟寄兴，从而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感情的抒发。在这些鸟类身上，不仅能看到诗人的生活、思想状况，也能透过诗人把握时代的脉搏。可以说，鸟意象的华美瑰丽只是形式，其中蕴含的感情与精神才是着重呈现的内容。也正是这种展现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融于鸟意象之中，才使它们具有了分量。

　　而当浪漫主义形式与个体情感内核相结合，当“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鸟意象真正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展现出个体生命的独到风采。如黄中模认为，《楚辞》至少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两种精神（这是《诗经》比较缺乏的），即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也正是众多如鸟意象一般体现这两种精神的诗篇，使得屈原的创作不同于《诗经》的民歌风味，而真正具备了文人的气质，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