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患抑郁症25年，两次自杀未遂：最怕听到别人说我“阳光开朗”

两天前，娜娜从朋友那里知道了歌手李玟因为抑郁症离开的消息，她用“震慑心灵”这几个字来形容。作为80后，娜娜在整个青春期都被李玟律动的歌声环绕，大学时还会用她的歌舞上台表演。“我甚至想过，要做像她这样明亮的人。”她回忆。

娜娜在朋友圈里转发了李玟二姐悼念妹妹的微博内容，评论区还是不断有人留言：“真的假的，她看上去那么开朗？”

作为一个病史长达25年的抑郁症患者，娜娜意识到，这句话的背后，公众对抑郁症的偏见依旧存在：很多人依旧习惯把开朗外向的人排除在抑郁症的“易感人群”之外。

郭晓云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多年门诊经历中，她确实遇过类似“微笑抑郁”的情况。他们外在表现阳光、积极，内在的痛苦的疾病却不会暴露在人前。一名抑郁症患者家属在诊疗时告诉她，患者在外看起来心态很好，但一回到家，就把自己闷在房间里哭。

美国库珀大学医院心理学家蒂娜·西尔弗曼博士曾指出：普通的重度抑郁患者因体力和思维严重衰退，病情严重时可能都无力下床；而相比之下，有微笑抑郁表象的患者往往精力会更充沛，一旦产生绝望自杀的念头，会有更大的可能付诸行动并取得成功。

不过郭晓云也解释，医学上并没有“阳光型抑郁症”这一疾病诊断类型。

抑郁症就是“心境障碍”这一大类情绪疾病中的一种。“真正会影响到患有抑郁症的因素，可能涉及很多方面：遗传、社会环境、身体疾病、内分泌系统、重大刺激等多种因素……”郭晓云解释。2019年，中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

李玟离开的第二天上午，娜娜的微信群里轰炸式出现各种关于李玟轻生前状态的分析：有人认为李玟最后那两年在镜头前的开怀大笑是掩饰和最后的求助，也有人认为生性开朗的她只是“一时没想开、没坚持住”。

作为资深病友以及持证心理咨询师，娜娜不愿做这样的推测和分析。“我理解她离开时的心境，真的是一种解脱吧。一个抑郁症患者实施死亡这个行为，大多不是一时想不开，而是已经挣扎努力了很久，实在是能量透支、无以为继了，而开朗乐观的性格，此时已经完全不能成为这些人走出去助力了。”

以下是娜娜的自述

讲述人：娜娜 年龄：43岁 职业：公司职员、社区心理咨询师

两次自杀未遂的“阳光型”抑郁症患者

17岁那年，因“厌学情绪”而休学后的一天，我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我对父母宣告：“我不想活了，我要去死，你们好好过吧。”

宣告要自杀之前，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表露过抑郁情绪。说出这句话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质变。我曾经是父母引以为豪的开朗女儿。我以前生活的一大动力，就是让父母欣慰。但当时，我说的字字都出自肺腑。

在我当时的理解里，我没有办法正常上学生活了。我已经成了家庭的累赘、废品了，我活着毫无价值。

这次爆发来得很猛烈，带着死亡的威胁而来。这也是我妈妈第一次意识到，该带我去看病了……

在我高二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是很不合理的。

和李玟一样，我是一个在外界看来性格特别阳光开朗的人。青少年时期的我很优秀，德智体美劳样样开花，还特别热衷参加各种集体活动。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上课时变得容易疲劳，思维慢慢迟钝起来。这是抑郁症的早期症状，但那时我丝毫察觉不到是自己出了问题，总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克服。就像我以前感冒发烧了，也会一手打着吊瓶，一手做作业。

事与愿违，大概是3个月以后，我的症状愈发严重了。我慢慢丧失了行动力，整天躺在床上不想去学校。

我试着和身边人求助，对我最信赖的老师倾诉。那个老师当时用她的方式鼓励我，但却打击到了我。她当时说：“人是要靠自己的……”

老师的这种反应，并不能怪她。毕竟20多年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但我当时彻底绝望了。我是因为自我调节系统失灵了，才发出了求助信号，但是老师的意思却是我没有努力坚持挺过去。

后来我就愈发一蹶不振了。我妈带我去当地精神科看病。我们乐山当地没有精神类疾病专科医院。当时这家综合医院的医生给我的诊断是：“这孩子这辈子完了。”医生给我开了一把把的药，但是吃了都没效，副作用还特别大。后来整个人都处于晕晕乎乎不太清醒的状态。

那段时间，我唯一有的念头就是想死。虽然还没有行动，但我已经开始筹划这件事了。比如我会想到安眠药我是搞不到的，我在犹豫是应该去跳楼还是跳河。与此同时，我想到父母看到我尸体的绝望和崩溃，又很犹豫，我想着能多坚持一天是一天吧。

抑郁症求死是一种什么感觉？对于十七八岁得病的我来说，死当时意味着解脱和一切的结束。

抑郁症患者 网络图片

这种折磨是双重的，心理上和生理上，我每天会心慌、头疼、反胃、颤抖颤栗，疼起来会想要撞墙、扯头发。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有人在用利刀一下下割你的肉。但我去做身体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那时我不是在为了自己而活，我是在为父母坚持。我甚至会想到，如果这时有一场摧毁性的地震把我埋了或者是一场火灾，能让我摆脱自杀给周边人带来的负罪感，那该是最符合我心愿的。

成年以后，我接触了许多抑郁症病友，我发现许多患者在有自杀念头时，所承受的身心痛苦是相似的。

看到我每况愈下，父母决定带我去我们省最好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华西村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求医。一路坎坷，换了四五个医生，一直在不断换药。

其实，在去华西求医以前，我自杀的念头就没断过。我当时的想法是：让我吃什么药，我就闭着眼睛吃，让我再最后孝顺你一下吧。如果叫我吃的药我都吃了，依旧没效果，那我该孝顺的也都孝顺完了，我哪天该走也就走了……

但神奇的是，随着我最后“表演式的坚持”，药效慢慢出现了。我的思维出现了变化，我想死的念头在慢慢降低。

一天想自杀的时间，从100%变为90%，慢慢的只有50%甚至是20%，后来只是偶尔会有想死念头了……半年以后我复学了。为了缓解我的焦虑，父母决定让我降一级跟新的班级读书。当时，老师和同学对我真的很宽容，我常常一天只能坐一两节课，就要哭着跑回家去了，但没有人为此把我视为异类。大概又过了一个学期，我的社会功能慢慢恢复了，也能像之前一样正常学习了。我恢复到了那个热情开朗、甚至是众人眼中闪亮焦点的状态。尽管成绩从班里前三名掉到了十多名，但是父母对我没有任何埋怨和要求。

后来我像普通人一样升学、工作、结婚，一切都很平顺，我几乎要忘记我曾经患抑郁症的经历了。但是乌云在我结婚几年后再次席卷而来。

2012年，我因为陆续病了好几场，再加上爱人和我的相处模式有很大问题，我的脑子里渐渐又出现了“想死”的念头。与此同时，我对于父母的责任感再次出现了，又一次把我拉住。我知道，抑郁症又来敲门了。但是这次，我心里有底气了。我甚至安慰自己：“你现在是很想要死，但是这只是疾病控制下，你大脑里神经递质改变后的结果，只要吃药就医，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都会好的。”我开始重新求医问药。与此同时，我选择了离婚，这是我能想到的对我疾病的不可控因素。如果我不离婚而是为这么一个男人寻死，我的理智告诉我是很不值得的。

离婚后，我前夫才意识到他对于我的病是缺乏认知的。原因也是我给他留下“阳光开朗”的固有印象。当我提及自己想要跳楼时，他竟然鼓励我：“那你就去跳。”在他的意识里，我一个乐观的人，是不可能真的会寻死的。他甚至和我说了个例子：小时候他哭闹，父母就揍他一顿，他就消停了。他也是在用相同的态度对待我和他宣泄情绪的时刻。我很惊讶，他可以对生命漠然到这个程度。

其实这都是危险的试探。换成另一个“开朗”的人，未必就能挺过来。

娜娜在家中一角种植的植物。受访者供图

面对抑郁症

“阳光开朗”或许是最有杀伤力的评价

很多人会把性格开朗的人患抑郁症概括为“微笑抑郁”，我觉得这个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不少患者在抑郁状态时微笑，其实是出于社交礼仪的假笑，不是心里笑。但是性格开朗的人在患抑郁症以前，其实也是发自内心容易获得喜悦感、满足感，比较容易和其他人建立连接，这和所谓“假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在转变为重度抑郁症之前，对喜悦等积极情绪依旧是有感知能力的。即使是我在第一次患抑郁症期间，我依旧会努力去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快乐，只不过这种快乐后来慢慢被阴影驱散了，高兴的时候越来越少。

但一部分性格开朗的人在患病以后，或许在公众场合已经没有自己以前的能量了，但是他可能会刻意掩饰自己的虚弱，这是有可能的。

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很多阳光开朗的抑郁症患者最后走上绝路，其实是因为叠加了完美主义的追求。他们希望在大家面前保持阳光、积极正能量的形象，但很多时候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甚至是拼尽了最后一口气，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理想状态，这种落差感会让人很绝望。

我想用“生命的韧性”来表达这种感觉。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在急性发作期依旧带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去拼搏，生命的弹簧拉到最紧，很有可能会瞬间断裂。这时候如果能对自己宽松一点，得过且过一些，反而更加有生命的韧劲，反倒更加能走过来。

“坚强”这个词在一个人身心健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品格，但是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来说，或许却是致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用“坚强一点”来劝慰身边患抑郁症的朋友。

也正是因为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案例，我自己也在做调整，对自我的标准从“优秀周到友善”变成了“随性快乐”。

与此同时，我发现在患病期间，活泼开朗的性格也没能帮助我更好地走出疾病。因为在极度抑郁的时间里，一个乐观开朗的人的性格其实已经是被压制住了，他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更加无法乐观对待周遭事物了，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性格外向开朗抑郁症患者的自愈能力有更高期待，这往往会害了他们。

以前我在网络上看到对外向性格人得抑郁症的不科学评价，总是忍不住会怼回去，后来发现这样的偏见几乎随处可见，也懒得一一回击了。但是在特定场合，比如做采访或者在直播间做科普时，我还是得说。

大众的认知偏见，往往会让性格阳光开朗的人病耻感加剧，对自己的怀疑也加深。如果身边的亲人朋友也这样思考问题，认为一个乐观的人出现异常，只是一时想不开了、受打击了，放宽心就好，这很有可能会延误他们确诊治疗的时间。

娜娜在家中一角摆放的植物和摆件。受访者供图

自从第二次抑郁症复发又痊愈以后，这十年里，我走上了内心的自我探索之路。我开始买各个流派的心理学读物来看，2015年，为了让我能够更好“自救”，考取了心理咨询师三级的专业证书。当时，我考这个证书并不是为了帮别人或者职业需要，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方法论能探索自我，去探究为什么抑郁症偏偏选中了我。2018年我还加入了抑郁症患者的互助社群“渡过”，成为了帮助其他患者的“陪伴者”。

与此同时，我开始真正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而从我实际接触的上百名抑郁症患者，从性格、职业、年龄上真的都难以归类。他们有的内向少言，也有很多擅长社交、开朗活泼。打一个比方，我们会认为一个胖子相比一个瘦子会更容易得感冒吗？实际上，抑郁症之于不同性格的人也是如此，都有得病的概率。

抑郁的成因非常复杂、综合，即使医学领域研究了那么多年，依旧也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说哪种性格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这样的归纳，是对每一个患病个体的不尊重，是非常粗暴无礼的。

面对随时准备离开的生命

我能做些什么？

前不久是我们高中毕业20年聚会。那次聚会上我们不少人都想起一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女同学。她是我在抑郁症休学归来后的同班同学，是班里名列前茅的孩子，性格也很外向。但是高三那年，她出现了和我类似的抑郁症状。

我去上大学那年，她回到了老家复读，不久以后就听到了她跳河轻生的消息。我还听说，自从她得抑郁症，家人一直很不理解。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父母对她的选择还是多有责怪。这让我很唏嘘。

我曾经分析过自己的病史。我能坚持到今天，其实是有很多必然因素在里面的。

我每次发病时，我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对我来说，都是有助力的。比如，我青春期第一次发病时，我妈妈为了避免我被来探视的同学干扰，把我带到了她一个好朋友家带院子的大房子居住。在这里，我不会有面对人群时惊恐发作的情况，一切都非常宽松自由。她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许多抑郁症患者生病时，是不想社交的，甚至会感觉窒息。

在我最想要自杀的那段时间，我妈妈每天睡觉都拉着我的手的。我一醒来，她就跟着醒来了。当她意识到我真的是病了以后，从来没有质问过我为什么会得病。相反，她会每天记录我的病程，看是否有好转的迹象。

我生病时，我父亲的焦虑情绪也很严重。我母亲意识到他的情绪可能对我会有负面影响，就把他支开，只有她一个人一直贴身照顾我。

环境因素可以成为抑郁症患者打消自杀念头的助力，也会成为他们走上绝路的推力。因为人在那种时候是极度敏感的，很多东西在他们心里都会被放大。

我理解这种感受，所以现在我做心理咨询时，或者有病友向我倾吐他想要轻生时，我都会想到我究竟怎样才能给他们需要的支撑和陪伴？

这个时候应该是倾听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我想要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多人在劝导抑郁症患者时，常用的话术是“想开点。”这句话对于患者群体来说，是非常没有同理心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能力自己想开，他还会患病吗？

如果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其实我们可以静静陪着他，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受。但千万不要对他说类似“这不是个事儿”“过了就好了”等话。

有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忽然联系我说：“娜娜姐姐，我吞药了，正在去医院洗胃的路上。”这时候，我就会明白，她是在向我发出求助信号，她害怕了，需要陪伴。我不会对她的自杀行为再做任何评价，就会对她说：“我一直都在，你任何时候需要都可以联系我。”

很多时候，当一个抑郁症患者和你表达“我想死”，你都应该明白，能主动表达“我想死”其实是希望借助外界的力量走出来。真的向死之人往往会默默筹划这些事，不会再去和别人诉说了。

并不是所有想要轻生的病友，都能够被我挽留住。这十多年里，我看待这件事的心态，也出现了很大的转折。以前，有病友轻生了，我会非常难过，会要求自己一定要确定他们不能再有寻死的行为了，要不然就一直惦记着，让自己不得安宁。但是现在，我发现病友出现轻生念头后，一方面是要尽可能联系到身边紧急联系人，另一方面，我不会在劝慰他以后反复确认他是否不在实施自杀行为。我能做的只是时不时出现，让他感知到有理解他的人在他身边，随时能找到我。

如果在我尽力了以后，他还是离开了，我只能说这不在我的可控范围内。我也会尽量把自己和这件事做一个情绪分离。

最近我发现一直和我联系的一位抑郁症网友忽然没消息了。我就去问候，她告诉我：“自杀未遂，躺在医院里。”

我内心很触动，她的性格和我很相近，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女孩。每次她急性发作期有了自杀念头以后，都会来和我诉说，但是为什么这次，她没有来找我倾诉呢？

她的答案是：“觉得没什么想说的了。”

我瞬间理解了她的状态，告诉她：“我知道你很痛苦，想要放弃，没有一丝存留的感觉了。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惦记着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努力让世间多留一些像你这样的美好？我希望你下一次再这么难的时候，还能想起我说的这句话，哪怕还能给我留条言。如果以后我也有这种情况，也会记得和你留句话的。”

她听完我这番话，哭得稀里哗啦的，并且答应了我。当时，我们彼此触动了，我必须告诉她，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惦记着她，这或许会成为她活下去的羁绊。

容易被这些美好的东西“羁绊”走向死亡的脚步，这或许是曾经乐观开朗的人容易打开的缺口吧，因为我们往往会更注重社会关系在我们内心的价值。因为我们曾经那么受益于人类交往中的温暖，这也会成为对于生的一种眷恋吧。

回看25年里和抑郁症抗争的历程，我也惊叹一件事，我乐观开朗的性格直到现在也没有被抑郁症改变，只要急性发作期过了，我还是那个能给身边人带来能量和笑声的娜娜。或许，积极阳光就是我生命的底色。而抑郁症的侵袭，是我生命里偶尔会降临的的一片乌云。风来了，总有吹散的时候。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作者：杨书源 张凌云 武雨晴

微信编辑：皮小姐

校对：佳思敏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