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去年出生人口956万

（原标题：2022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国去年出生人口956万）

2022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国去年出生人口956万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10月12日）发布了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2022年总诊疗人次84.2亿 与上年基本持平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2亿，与上年基本持平。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平均每人每年6次。《公报》显示，我国政府投入不断增加，医疗卫生资源提质扩容，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公报》显示，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继续增加。到2022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达到1032918个，比上年增加1983个。全国共设置13个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75.0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21年的6.70张增加到2022年的6.92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441.1万人，比上年增加42.5万人（增长3.0%）。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15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3.71人。

《公报》显示，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继续增加

2022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推算为84846.7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28.2%；社会卫生支出占44.8%；个人卫生支出22914.5亿元，占27.0%。人均卫生总费用6010.0元，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7.0%。

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2亿，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24686万，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居民年住院率为17.5%。

2022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42.7元，次均住院费用10860.6元，日均住院费用1186.5元。其中，医院次均门诊药费130.3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38.0%，比上年（37.5%）增加0.5个百分点；医院次均住院药费2640.5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24.3%，比上年（25.1%）下降0.8个百分点。

各级公立医院中，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上涨3.1%，次均住院费用下降了4.0%。

2022年末全国共有县级医院17555所

在基层卫生服务方面，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22年末，全国共有县级（含县级市）医院17555所，乡镇卫生院3.4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全国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13.5亿，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12.1亿，村卫生室诊疗人次12.8亿。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6448个，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6.9亿，社区卫生服务站诊疗人次1.4亿。

到2022年末，全国共有县级（含县级市）医院17555所 网络图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方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2021年的79元提高至2022年的84元。2022年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12708.3万。2022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2.3亿，比上年增加0.2亿人次。

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 二孩占比近4成

在人口发展和妇幼健康方面，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

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

2022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5.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2022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总数7.57万家，提供的托位数362.4万个，全国千人口托位数2.57个。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两项制度”共投入资金278.0亿元，比上年增加37.5亿元。

在妇幼健康方面，2022年我国孕产妇产前检查率97.9%，产后访视率96.5%。与上年比较，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均有提高。2022年全国住院分娩率为99.94%，基本实现全部住院分娩。

据全国妇幼健康监测，2022年，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6.8‰，婴儿死亡率4.9‰，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5.7/10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022年全国共为816.2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91.8%。筛查出的风险人群全部获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治疗转诊等服务，落实了孕前预防措施，有效降低了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

延伸阅读

杭州、郑州等千万人口大市出手补贴生育，最多每孩补贴6万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洁 实习生 陈倩 广州报道

今年以来，各地促生育政策进入发布高峰期。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就发放“真金白银”育儿补贴这一块，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个地区出台了相关政策，包括地级市、县和区，乃至于云南省等都发布了相关政策。

从已经落地的政策来看，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补贴“大礼包”最为丰厚。5月12日，武汉东湖高新区发布《按政策生育三孩发放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对2023年1月1日后满足相关条件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孩可享受育儿补贴1万元，最长可享受至6周岁。这意味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育儿补贴最高每孩将达到6万元。

多个千万人口城市加入“补贴大军” 资料图

从城市来看，发放生育补贴的既包括杭州、郑州、长沙等千万人口城市，也包括人口超过900万的济南、沈阳、哈尔滨、温州，此外还有宜春、宜昌、衡水、汉中、黄冈、大庆、攀枝花、荆门、丽水等地。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经有16个地级市宣布发放生育补贴。

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史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相继推出育儿补贴，地方政府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一次性或分次发放给生育家庭。此举一方面是为了从经济上减轻老百姓在孕育、生育、养育、教育“四育”上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多重压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新的人口发展形势下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

多位已婚女性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即使是相对丰厚的育儿补贴，相对高企的养育成本，也只是杯水车薪。“不会为了一点毛头小利去生育，但是育儿补贴对真的想生育的人来说是锦上添花。”家在东莞、已婚未育的女性赵婷婷（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发放育儿补贴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选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全国人口负增长，很多城市也一样。比如，2022年，浙江省丽水市全年出生人口1.48万人，出生率为5.50‰；死亡人口1.80万人，死亡率为6.69‰，自然增长率-1.19‰。

有的城市则在人口负增长边缘徘徊。比如，浙江温州市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5.8万人，出生率为6.0‰；死亡人口5.8万人，死亡率为6.0‰；自然增长率为0‰。四川攀枝花市2022年当年出生人口7629人，当年死亡人口738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2‰。

这些城市都加入了发放育儿补贴的队伍。以丽水市为例，2023年1月1日后符合政策生育第二孩、第三孩的家庭，且该子女落户在丽水市区，将发放育儿补贴。从孩子出生当月起计发至满36个月止，最多发放36个月，按照每个月500元予以补贴。换句话来说，丽水市的育儿补贴为二孩、三孩，每个孩子最多补贴1.8万元。

不仅仅是丽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浙江省至少有5个地区都加入育儿补贴的队伍，除了丽水市之外，还有杭州市、温州市、绍兴市上虞区、衢州市常山县。

以杭州市为例，9月10日正式实施的《杭州市育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怀孕（生产）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怀孕（生产）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育儿补助方面，生育二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换句话说，生育三孩将会获得补助2.5万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杭州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237.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2万人。常住人口出生率为7.2‰，死亡率为5.0‰，自然增长率为2.2‰。无论是自然生产率还是常住人口增量，杭州都已经是中国城市中排名靠前的，但仍给予生育补贴。

拿出“真金白银”促生育的千万人口城市，不仅仅是杭州。郑州2022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282.8万人，2023年9月1日起，《郑州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办法》全面启动实施，对新生儿入户郑州市的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分别一次性发放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育儿补贴。

此外，发放生育补贴的千万人口城市至少还包括长沙、武汉（东湖高新区）等。为何千万人口城市也要进行生育现金补贴？

据浙江日报报道，杭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人口监测数据和调研情况发现，2017年以来，杭州一孩生育率总体平稳，但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逐年下降，其出生数量减少在出生人口下降中占主导地位。

杭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调研显示影响二孩、三孩出生率的主要因素是生育、养育、教育的压力，因此杭州将育儿补助对象确定为这部分家庭，通过减轻相应负担来提升生育信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同地方适婚育龄女性接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大城市吸纳了许多年轻人，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生育可能产生的身体损失、经济损失等机会成本高，于是选择投身于工作，尽可能晚婚晚育或者单身甚至丁克。与之对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或者生活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较低，更愿意生育一孩、二孩甚至三孩。一些小城市不需要鼓励，生育率仍然持续上升，大城市即使鼓励女性生育，很多人也不想生、不愿生或不敢生。”史薇表示。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放“真金白银”生育补贴的地区数量已经超过20个。不过，这一数量相对于全国来看，仍然只是相对少数的地区。

史薇表示，目前育儿补贴在我国并不算普遍，一些城市存在不发或少发现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紧密关系。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地方政府有更多财力参与生育成本的分摊，相应地，育儿补贴制度会更加完善，补贴额度会更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地方政府能够用于民生保障和改善的资金有限，自然在育儿补贴上，补贴的额度更低甚至没有。

“这些政策对我来说其实有跟没有区别不大，因为政策补贴跟把一个小孩养育成人的总成本来说其实杯水车薪。”赵婷婷表示，目前还没有生育计划。

在苏州已婚已育的陈子越（化名）表示，苏州尚未发生育补贴，但去医院产检可以刷社保医保。“目前看就算发生育补贴，对我的影响也不大，如果从怀孕到孩子18岁一切费用都不用我出，那指定多生几个。”

接受采访的多为已婚女性表示，目前一方面养育费偏高，另一方面养育孩子与女性工作有冲突。

“生育和养育成本太高了，我从怀孕到生产，产检费大概两万块，生了以后花销更大，奶粉、尿不湿、小孩的生活用品都需要大量的钱，小孩还要体检，吃各种营养品，打疫苗，以后再大点还要上学。如果是没有当地房产，必须上私立学校，学费就更贵了。”陈子越说。

史薇指出，从世界各国鼓励生育的政策来看，育儿补贴的确是一个相对普遍的政策。无论是欧洲的德国、法国还是东亚的日本、韩国，都采取过或大或小的育儿补贴政策，但效果迥异。日本和韩国政府均实施生育津贴制度，日本政府制定了从妊娠阶段至育儿阶段的一系列津贴发放措施；韩国政府则不断加码生育奖励补贴，颁布了100多项生育奖励措施。但日本、韩国激励生育的政策均未取得明显成效。与日本相比，韩国的生育率下降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其中，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1.6、2000年的1.37、2010年的1.34到2020年的1.3，生育支持措施并未起到提升生育率的效果。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1.6、2000年的1.5、2010年的1.17到2020年的0.8，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同样没有产生提振生育率的效果。”史薇表示。

赵婷婷表示，不想生育首先是女性既要上班赚钱又要生娃带娃，谁也不想为了生育放弃自己的工作，可事实就是很多女性必须为了生育暂停工作。如果希望提升生育率，除了“真金白银”的补贴，一个关键是需要建设好托育，另外就是落实男性陪产假制度。

“还有对孕妇在职场上可以给一些包容，具体参考体制内，比如说产假可以休半年，薪资照样发放，工作岗位也不会被人顶替，但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成本偏高。”赵婷婷说。